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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金融演进之谜:王亚南与彭信威的解读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张杰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0-11-21 13:51:23

19世纪末期,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演进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历经千余年苦苦挣扎与坚守,贱金属本位刚刚走到尽头,而倏忽间,新货币本位的选择就已迫在眉睫;作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中长期萎靡乃至缺失的环节,现代银行制度的肇建也刻不容缓。如何判断和应对这种“千年变局”,无数问题如乱麻般一下子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国家和老百姓期盼着救世良策,理论史则等待着重要发现。可是,让人颇感失望的是,当时的大部分文献除了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亘古难变的“古训”,就是纠缠于货币本位与银行作用表象的无谓争执,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有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文献的综述与评论可参见彭信威和张家骧的著作。20世纪以来,此前的无谓争执仍在持续,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学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引进“西学”上面。他们的努力自然必要,但不少人则从此长期沉湎于“舶来”理论的简单传授与启蒙,针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特殊性”的研究则几近一张白纸。特别是,面对上述中国货币金融变革,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大都出人意料地变得沉默不语和无所作为。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是一时理不出头绪,还是提不起兴趣,或者另有隐情?理论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相比之下,王亚南和彭信威则给20世纪以来的中国货币金融理论史增添了两个显著的例外。

一、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及其利益博弈

20世纪中期,就在绝大多数学者忙着向国人介绍国外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概念与命题的时候,王亚南则已然将学术之犁伸向中国经济这片原本肥沃但却荒芜了许久的“土壤”。1946年,随着那部旨在开创经济学“中国范式”著作(这部著作在1946年初次出版时冠名为《中国经济原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时则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的面世,他多年的理论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其学术贡献褒贬不一。这部著作自始至终采用的是迥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正统范式”(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及其方法论。不少研究文献将王亚南的相关著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虽然无处不在讨论制度层面的问题,可当时在西方已经成型、同样抵牾新古典理念的旧制度学派的基本文献、工具与方法却在其中难觅踪迹。客观地说,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范式向更具一般性分析框架的发展。当然,新制度学派在此刻尚处于奠基期,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它也会对同样处在初创时期的“中国范式”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王亚南“中国范式”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仍然不失其深刻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具体到货币金融层面,在这部开风气之先的著名文献中,王亚南不惜留出大量篇幅,饥渴般地搜寻和梳理着那些曾经支撑中国货币金融制度演进的特殊元素,试图据此构建合理解释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独特理论框架。

王亚南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特征。虽然自1931年“废两改元”,中国货币本位正式跨过银本位的门槛,但是,银元主要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普遍流通铜币。实际上,在乡村市场,人们“无异于把辅币作为本位币在使用”。这分明是一种变异或者残缺的银本位制度,不用强调,其形成逻辑与存在理由一定深藏于社会经济的内层结构。王亚南显然深谙此道,他认为,铜币在乡村民间的普遍使用是大众“低微购买力的表现”,可谓一语中的。由此不难推断,银币与铜币在流通空间上的“分割”以及所服务阶层的巨大差异真切地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幽深“裂痕”。美国经济史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曾用收入结构的“高离差”现象(即巨大的收入差距)来解释中国对白银的高需求,其实,收入“离差”所要丈量的恰好是社会经济结构“裂痕”的深度。不过,伯恩斯坦未曾想到的是,这个收入离差还会与银本位制度的变异扯上关系。

货币制度的信任内涵也在其经济学“中国范式”的间架结构中有所窥探。王亚南发现,“外国的货币,无论是铸币抑是纸币,都在中国有效地推行”,由此表明,当时中国明显存在着“世界货币悖论”。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主权符号,一国的铸币和纸币都不能在他国畅行无阻。不仅如此,若给定某一时期的货币持有量,则外国货币与本国货币注定会此消彼长,很显然,一种“货币替代”现象将与上述悖论相伴随。何以至此?我们固然可以感性地将其归咎于“货币侵略”,但实际情形恐怕要复杂许多。尽管不是着眼于正面,但王亚南还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那就是货币间的信任竞争。他认为,由于其信用优势,“外国的纸币,较之本国较有信用的银行券还更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正因如此,这些外国主权符号“不但行使于中国流通界,甚且被国人当作绝对财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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