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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钟书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倾向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龚 武  来源:流星毕业论文网搜集整理  发布时间:2009-1-19 9:57:59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理性精神不断实现,科技飞速进步,物质生产高度丰富,显示了人的无限潜能,但又形成人之物欲极度膨胀,造成物对人的严重挤压与人的精神的日益贫困,并使人在精神上时时陷入生存困境中。这一点,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早有揭示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根基。
  此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于精通西方文学哲学、心理学的钱钟书来说并不陌生。他的文章,不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专著,对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介绍、评论与引述比比皆是。他曾在学术著作《谈艺录》中透露他曾数次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名著《恐怖的概念》一书 ,而对休谟 、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是领会精深、多有论列。已故学者胡河清以为,“钱钟书先生的灵魂中深藏着靡菲斯特之精神”,“他早年时代那种天才的狂狷与痴气即是种子,后来又在他对西学义谛的神悟中逐渐趋于成熟”。 就钱钟书一生所体现出的智慧风貌来说,此种认识可谓知人之论。我们以为,正是此种靡菲斯特之智慧与否定精神,再加上非理性主义之“义谛”,钱钟书便成为了“中国现代作家中,也许是最富有现代文化批判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一位”。
  
  一 、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质疑与反思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进化论思想被极度推崇,使它们迅速超越了自己的领地,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无限渗透,而且自然科学仗着征服世界的巨大威力,辅之以进化论假说的推波助澜,直接促成了近代启蒙主义进步历史发展观的形成。此种进步历史发展观的核心便是理性中心主义。在理性中心主义者那里,人已经被神化,甚至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就像费尔巴哈所宣称:“人就是上帝,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无限。”
  然而,此种理性神话在钱钟书那里却受到深度质疑,他不但不相信理性万能,反而在其文本中,不断感叹人之渺小与无力,既无法达到对外部世界的穷尽认知,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并且按理性设计的目标、愿望总是脱离理性力量的支配与控制,无法真正实现,因而人生充满不尽的无奈与遗憾。
  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无法给我们确定事物进化的最后目标,那么,面对事物内部存在着的本质规律与因果必然联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人类的认知能力又当如何呢?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论到文学的造因时,钱钟书给予了回答:
  惟历史现象之有因果为一事,历史现象中孰为因孰为果复是一事,前者可以推而信之,后者必得验而识之。然而一历史现象,各为个别,无相同之现象,可以附丽成类,而事过境迁,包涵者多既不能施以隔离,又勿克使之重为搬演,以供验核之资,mill五术,真有鼯鼠技穷之叹矣!
  这里,钱钟书在强调历史现象之间关系的客观复杂性时,实际上凸显的是他对人之理性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认识与梳理事物因果必然规律能力的怀疑,所谓“mill五术,真有鼯鼠技穷之叹”,本质上是对人理性认知能力贫乏之叹。基于此,他放弃了因果必然规律探询的努力:“故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因果关系,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二事而一之,未之思耳!本书中虽涉及因革,而不敢求因果者盖为此也。”
  由于对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深刻质疑,直接导致了钱钟书对人类真理性把握世界客观规律能力的不信任态度.
  惟其对人类真理性认知能力的怀疑,所以谨慎,谨慎之中反观出怀疑。
  历史事物运行之轨迹并不以理论家们自以为是总结出的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为转移,这正说明了前述史家之“理”的主观与荒谬,也折射出人之理性的薄弱与无能。
  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事物的趋势看作必然的和不变的,看成无人能改变的。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无力的感觉都会导致一个客体化的‘总体’观点。”这种颇具悖论色彩的人类现象也正是西方大多数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共同揭示的问题。显然,钱钟书的认识和他们是相当一致的。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人的存在空间,可以分划为两部分:外在世界与人自我。卡西尔认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蒙田更是宣称“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但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却相反:“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 表达了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怀疑。钱钟书在其学术作品中主要感叹的是人对外在世界形而上把握能力的局限,而在其文学作品里,他又将此种非理性主义倾向,指向了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他往往赋予叙事者超然冷静的上帝之眼,透过人物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虚妄表相,揭示出他们不自知的本真状态,借以表明人类理性自我认知能力之贫乏与薄弱。
  《围城》中,人物自我认知之虚假更为普遍。《围城》之题旨表明人生处处是“围城”,营营众生不过是一群受命运捉弄、浑浑噩噩盲目不自知的族类,既无法对自己作出合于本性的评价与定位,也不能就自己的真实人生处境进行理性判知。有学者指出:“情节(《围城》)只是用来强化主人公的处境,而不使他获得自由,并且不允许他的性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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