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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矫饰主义的理解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本站网络整理  来源:流星毕业论文网搜集整理  发布时间:2014-5-28 18:31:47

  矫饰主义(Mannerism)发生于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两个伟大时代之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流派。但其作品的特征还是极易辨认的。一般来说多注重人体描绘,尤其追求夸张怪异的肢体动作变化,以及近乎畸形的肌肉表现。画题多隐晦不明,任意发挥的透视技巧以及光怪陆离的“刺激性”色彩,都与盛期文艺复兴均衡稳定、和谐优雅的古典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Mannerism一词在汉语的翻译上有一定困难,“矫饰”容易使人产生负面的联想,因此也被译作样式主义或风格主义。事实上,矫饰主义风格在西方美术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饱受非议,被界定为盛期文艺复兴渐趋衰落后出现的追求造作形式的保守倾向。17世纪的西方文艺评论家贝洛里在《画家的生命》(1672年)一书中认为,矫饰主义艺术家失去了与大自然和生命的真实接触,他们的风格只不过是为风格而风格的(矫饰而已),是“装腔作势的行为和不讨人喜欢的虚假热情”。(1)这种对16世纪中、末期艺术的轻视态度一直持续到18甚至19世纪。直至1920年以来,以德国沃尔夫林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术史学家,通过对文艺复兴艺术史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发现以往美术史分期中只承认盛期文艺复兴与巴洛克风格的连接关系,忽视两者的过渡,使美术史研究工作陷入困境。(2)同时在20世纪西方的非古典和后古典艺术风格带来的全新的艺术品位冲击之下,与古典风格大异其趣的矫饰主义终于获得客观评价,被认定为两个伟大风格之间有着过渡作用并自成一格的流派。
  20世纪的艺术史家通过对文艺复兴美术的系统分析,发现许多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大师都与矫饰主义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盛期文艺复兴的代表“美术三杰”之一——米开朗琪罗,在公元1520年成为矫饰主义成员。对米开朗琪罗后期艺术风格的进一步了解,是20世纪初对矫饰主义重新评估的重要成果。米开朗琪罗的早期作品中,那种理想的古典美形式以及和内涵间完美的呼应,都属于典型的文艺复兴高峰期风格。中年以后的他,为了追求更大的表现效果,逐步放弃了文艺复兴风格的理想。例如他在美第琪家族礼拜堂中所作的雕塑《昼、夜、暮、晨》,其悲伤肃穆而充满张力的形式和风格,都和蓬托尔莫等早期矫饰主义艺术家作品有相似之处。
  米开朗琪罗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作品,西斯庭礼拜堂西面墙上的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也被视为反古典观念和风格的经典之作。与其早年绘于该礼拜堂天棚上的壁画《创世纪》呈现出的英雄理想主义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尽管米开朗琪罗的亲近助手康蒂维评价《最后的审判》是“表现了人体姿势和动作的所有的可能性”,是一幅伟大的矫饰主义作品。但是那种极矫揉造作的特质却又似乎并不是米开朗琪罗的本意。大多数现代的批评家都将注意力摆在这个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上的张力和原始力量。画中与文艺复兴风格截然不同的比例和扭曲拉长的人体,只是形式与矫饰主义非常接近而已。当与矫饰主义代表画家布龙齐诺的《圣劳伦斯的殉道》相比,就创作精神而言,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米开朗琪罗还并非刻意的追求矫饰。
  “美术三杰”中的另一位大师,以优雅宁静的节奏感著称于世的拉斐尔,在他昙花一现般的生命中也曾为矫饰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时间上甚至还略早于米开朗琪罗。1512年,拉斐尔在梵蒂冈的第三宫室中绘制的主要壁画《赫利奥多罗的被逐》中,已经可以发现许多相当成熟的矫饰主义特质。画面前半部分的骚动、混乱、冲突,和后半部分的神迹似乎毫不相干,暴力和恩典形成强烈的对比。拉斐尔的其他许多作品也有类似的构图表现。
  拉斐尔在1520年去世后,拉斐尔学派的佼佼者朱里奥和皮也洛的作品发展了其晚期所引导的前矫饰主义趋势。许多年轻而野心勃勃的艺术家受到朱里奥、皮也洛为首的拉斐尔学派的影响,终于发展出纯粹的矫饰主义——一种繁复造作却不失高贵气质的风格,并且在16世纪下半期,使之成为罗马最盛行的艺术风格。蓬托尔莫、罗索、帕尔米贾尼诺、布龙齐诺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艺术家。
  蓬托尔莫是矫饰主义前期的代表画家,其作品带有很强的反古典特质。《基督下十字架》一画中,人物塞满整个画面,且缺乏体积感和重量感,几乎是全平贴在前景上。由于画家刻意压缩了前后秩序的透视深度,因而人物单薄轻飘仿佛云朵一样浮在没有真实空间感的虚空里。圣母和其他人物全都流露出同一种奇特的惊异和不安。盛期文艺复兴理性、真实、优美的古典风格已荡然无存。整幅画洋溢着非现实非理性的梦幻般的独特效果和强烈的形式感。
  
  矫饰主义虽然与盛期的古典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其传承还是来自于文艺复兴艺术,因而在其反古典的外表之下,仍包含些许古典风格的特质。蓬托尔莫的学生,也是矫饰主义后期的代表画家布龙奇诺便是很好的例子。布龙奇诺年轻时曾努力模仿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他绘于16世纪60年代末期的《圣劳伦斯的殉道》,明显继承了拉斐尔在梵蒂冈教堂中的群体人物画构图以及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壁画上的雄伟人物。画作采用了盛期文艺复兴的封闭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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