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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李泽厚  来源:流星毕业论文网网络整理  发布时间:2008/11/27 20:34:16

 一 从中日儒学在各自文化中的实际位置颇不相同说起。  
    (甲) 以孔子为代表和"旗号"的儒学,自秦、汉以来,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特别在"大传统"中。这似乎无需论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特别由于汉代以来文官制度的建立,诵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骨架"(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撑者),上至载人史册的"儒林"、'文苑"、"循吏"、"名臣",下到如《儒林外史》中描绘的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无不显示出儒家学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形态和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统治、支配和渗透在这个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活动中,并已成为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某种文化心理状态。  

    不仅大传统,在"小传统"或民间文化中,虽然表面上似乎佛、道两教更占优势,老百姓并不拜孔夫子,而是拜观音、关帝或妈祖,但不仅崇奉儒学的士大夫一般并不排斥民间宗教;而且关键更在于,就在民间宗教和礼俗中,儒学好些基本思想也已不声不响地交融渗透于其中了。六朝时"沙门敬不敬王者"的著名争论以礼敬帝王为结果,《佛说孝子经》中"亲慈子孝"更发展演化方'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迄今民间宗教的许多内容也实属儒家学说,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敬老怀幼"、"正己化人"(《太上感应篇》)等等。证严法师便曾赞赏病人死在有亲属在旁的家中,而不必死在医生、护土等陌生人手里,表现了以亲子为核心的儒学人际关怀,而并非看破尘缘、六亲不认 。就拿在小传统众多领域中均流行不辍的阴阳五行观念,亦可溯源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理论系统,更不用说宋、明以来流行在民间世俗中的各种族规、家训、乡约、里范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儒学本身的"教化"作品了。所有这些,显现出儒学远不仅是某些思想家们或精英阶层的书籍理论、思辨体系、道德文章,而且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正是它,支撑着我所谓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人的"一个世界" 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主干或处于核心地位,简而言之,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乙)日本情况似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和魂汉材"正如"和魂洋材"一样,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 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 正是在这种本土背景的基础上,为了现实利益的需要,日本极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传来的儒学。  

    从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西元604年)和大化革新,主要是搬入了当时在世界上颇为先进的唐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有如中材正直所说,"中国的道德主义,所谓孔孟之教,儒者之道,即使在我国,从应仁之朝至今,虽盛衰兴废,因时不一,上从朝廷百官,下至间巷百姓,几乎是自觉遵守执行,使秩序得到维持"。③在这里,儒学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如士、农、工、商的等级)。这种政治一社会领域内对儒学体制的某些吸取,对日本文化心理深层并无任何重大影响。儒学"天道"的非人格神的特征丝毫没有动摇日本人对原有神道的信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中国儒学观念倒可以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
中日文化接触之际,正值中土佛教大行、禅宗兴盛之时,恰恰不是儒学,而是佛教传入日本,被上下层广泛接受,影响了文化和心理。在日本,佛教在当时、以后及今日,远比儒学占优势,在大小传统中均如此。"佛教得兼儒教,儒教不得兼佛教" "三纲五常之道足以维持天地……但明晓此心,莫若禅。心乃身之主,万事之根也"。 儒学最先本就是通过禅僧而输人而传播的。 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如藤原惺窝(156-1619)、林罗山一(1583-1657),都是由佛转儒。而佛或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和力量,又是因为它们与神道有重要契合点,即某种不可言说的对对象("神")的非理性的认同和追求。日本通过佛教和禅宗来接近和接受家明理学的历史过程,在决定日本儒学的特色上具有重要意义。  

    鸟瞰地看,在儒学全盛的德川一江户的漫长时期(1603一1867),无论是朱子学派的山崎暗齐(1618-1682)、贝原益轩(1630-1714)、雨森芳洲(1648-1755),阳明学派的中村藤树(1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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